[东方早报文章]新加坡大学生看重在校成绩，还记得曾经有一个学生因为学期论文拿了“B-”，冲到我们的办公室，对给他打分的助教绝望地大喊了一句：“我的人生完了。”这当然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经常会有学生因为论文分数和老师讨价还价长达几十分钟。很多来自西方国家的老师会在课上开玩笑地和学生讲，“你们也许是世界上最在乎成绩的本科生。”还有的老师会反复解释，在他们的国家“B”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
在很多新加坡学生看来，在校成绩是决定他们日后事业至关重要的因素——甚至不是“重要因素之一”。对于希望进入政府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成绩尤其重要。新加坡政府“任人唯贤（meritocracy）”的用人理念世界闻名，而对于刚刚毕业的学生来说，衡量“贤”的一个关键标准就是学业成绩。新加坡前外交部部长马凯硕曾直言不讳地说，民主（democracy）并不是决定政府好坏的关键因素，任人唯贤（meritocracy）的制度才是关键。事实上，马凯硕本人也是这种制度的受益者。他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小时候曾享受政府为营养不良儿童设立的特殊营养计划，后来又拿到了总统奖学金，才有机会出国深造。
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概括“任人唯贤”的要义，那就是：具有相同智商水平、付出相同努力的人取得成功的机会应该相等。任人唯贤的制度要求人才选拔不受种族、性别、年龄以及家庭背景影响，而“贤”才是唯一的标准。因此，“任人唯贤”为来自底层的年轻人提供了实现社会上升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有助于推进社会公平。
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却开始对“任人唯贤”提出了质疑，很多人认为，“任人唯贤”不仅没有推进社会公平，相反却进一步固化了阶级分化。表面上看，任人唯贤的制度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但实际上这种名义上的机会均等，忽视了由既有的社会分化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掩盖了社会不公。比如，有钱人家可以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孩子也因此更有可能成长为社会需要的贤才。而对于贫困家庭来说，“一朝得中，光耀门楣”的事情似乎只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不可否认的是，“任人唯贤”为新加坡政府网罗了大量优秀人才，也大大提高了政府管理的效率。但诸多现象显示，学者们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比如，作为贤才选拔机制的一部分，新加坡政府每年都会为成绩优秀的学生提供奖学金，但有数据显示，在2001年到2005年之间，在获得公共服务委员会奖学金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来自月收入大于1万新币（1新币约合5元人民币）的高收入家庭，而只有7%的学生来自于月收入小于2000新币的低收入家庭。
学者们进一步指出，任人唯贤的制度究竟是推进社会公平，还是导致了精英与大众的分化与脱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资源的分配——是否所有人都有机会接受同样的教育。一些人批评新加坡政府为某些重点学校提供了太多的财政支持，而在这些学校就学的，往往又都是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孩子。还有人建议，为了推动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政府奖学金的发放不能唯成绩论，而应该给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以特殊考虑。
必须看到的是，即便是公共教育资源的分配实现了绝对公平，教育资源也不可能在整体上实现分配的公平，这是因为财富分化本身就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谁也无法阻止富人为自己的后代谋求更好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在新加坡这样一个人口不足400万、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的国家，尚且难以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那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注定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但这并不说明，这些国家不需要任人唯贤的制度。的确，正如上文说的，没有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任人唯贤的制度本身就有不公。但相比“任人唯亲”，任人唯贤的制度仍是一种最不坏的选择。它虽然没有为来自底层的年轻人敞开一扇上升的大门，但至少还为他们留有希望，它至少保证了富裕家庭的孩子同样也需要做出努力。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各种企业，任人唯贤的制度是效率的保障。如果说，新加坡面临的是一个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如何权衡的问题，那么，很多国家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避免公平与效率的双重缺失。（作者查雯，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