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曾经，当纽约法官对孟晚舟女士发出逮捕令时，从表面上看，他做出这一决定好像是基于法律依据。然而，中国人看到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夫·萨克斯指出的双重标准：当美国公司违犯法律时，美国惩罚的是这些公司，而不是高管。但是，当中国公司违犯法律时，美国会惩罚公司里的高管。检察官并非有意要传达美国持有双重标准，但这却是中国接收到的信息，因为检察官跟司法部的行动都没有考虑到这一决定会产生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影响。
一直以来，美国都在通过《反海外腐败法案》《出口控制法》《出口管理条例》等实施长臂管辖来制裁他国企业，而且范围全面扩张，管制手段复合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企业受制裁数量显著增加，尤其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来，美国使用长臂管辖和加征关税的手段着重打击中国出口重点产业的核心企业、高科技行业、5G核心竞争领域的企业等，比如华为和中兴。
美国也经常在与欧盟成员国的竞争中使用“长臂管辖”，制裁欧洲的高科技企业，逮捕企业高管，比如阿尔斯通的皮耶鲁奇和金普斯的马克·拉叙斯。而且尽管欧洲并非中国的近邻，但在针对中国的这场地缘政治竞争中，如果欧盟核心成员国不听从美国的要求，美国的决策者将会被激怒。罗伯特·佐利克在小布什第二任期政府中担任副国务卿时，就曾警告欧洲国家，如果它们解除武器禁运，允许欧洲公司向中国出售武器，那么将面临严重的后果。他说如果欧盟向中国出售武器，就等于在美国士兵的后背上画靶心。
当几个欧盟成员国宣布将考虑使用华为的设备来建设5G时，特朗普政府给出了强烈又凌厉的反应。2019年2月，美国驻欧盟大使戈登·桑德兰表示：“我看，没有什么理由非跟中国人做生意不可，只要他们存在着接近、操纵或监视客户的安排。那些罔顾这些担忧，一味盲目向前冲并接受中国技术的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在与我们打交道时会处境不利。”同样，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也表示：“如果一个国家采用这种（华为）技术，并应用在一些关键信息系统中，我们将无法与它共享信息，也无法与它合作。在有些情况下会存在风险——我们甚至无法协调配置美国的资源、美国大使馆、美国军事前哨。”
与桑德兰和蓬佩奥的观点相左，比尔·盖茨则批评了助长当前美国与中国高科技竞争的“偏执的”观点。他说，试图阻止中国开发创新技术是“不现实的”。“华为的产品，像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一样，应该接受客观的测试，”盖茨在《纽约时报》交易录大会上说，“现在的规则是，所有来自中国的东西都是不好的……这就是一种试图利用创新的疯狂方式。”
特朗普期待中国会在美国加征关税和制裁中国企业后立马缴械投降。然而，任何对中国及其近代史有基本了解的人都知道，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不过，中国的谈判代表仍然准备在一项互惠互利的交易中做出更慷慨的让步，的确，在贸易谈判期间，中国方面同意购买更多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因此，如果特朗普政府的目标是减少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那么中国会予以配合。然而，正如美国前贸易代表、小布什总统任内的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指出的，特朗普政府的目标从来都不明确。美国政府内部也处于一种分裂状态，一派希望让美国经济与中国“脱钩”，他们支持（加征）关税、（设置）跨境投资壁垒以及迫使企业打破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另一派希望改变中国的做法，以促进美国的出口，保护知识产权和技术，并反对歧视海外投资者，这些行动将加强美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为了调和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妥协的方式是提出令人瞠目的条件——并依赖特朗普的直觉来决定要不要达成协议……然而谈判的主要问题是，如果中国采取措施开放市场、购买商品并确保美国的利益，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作为回报？
2019年8月23日，当中国宣布将采取反制措施时，特朗普勃然大怒，并在推特上发布了针对中国的激烈言辞。特朗普未考虑后果就宣布：“我命令伟大的美国公司立即开始寻找在华经营的替代方案, 包括从中国迁回美国并在美生产。”美国商会执行副会长迈伦·布里连特在回应中提出一个鲜明的观点：“特朗普面对中国可能有挫败感，但答案不能是让美国公司忽略一个有着14亿消费者的市场。”
特朗普和他的推特言论引发了众多混乱在意料之中。然而，意料之外的是，美国长期以来自我夸耀的制衡机制也未能将它从一个出尔反尔、制造混乱的统治者手中拯救出来。美国国会、第四权力（新闻媒体）、最高法院和行政部门都无法约束特朗普。结果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对美国治理制度的信任开始弱化。
特朗普单枪匹马做下的降低美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影响力的事，比以往任何美国领导人都要多。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曾普遍将其视作一个可靠的伙伴，但现在这种信任感已大幅减弱。即便在特朗普卸任后，拜登总统也难以恢复被特朗普破坏的全球对美国的信任。
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捉摸不定的对华行动也证实了美国的战略缺失。例如，当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时，美国的主要目标是什么？特朗普政府声称，目标是减少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然而，正如《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一书中深入解说的，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并不是由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所导致的。如果特朗普政府的真正目的是削弱中国的实力，那么这已经失败了。2009年，中国的零售商品市场规模为1.8万亿美元，美国为4万亿美元，是中国的两倍多；到了2019年（特朗普挑起贸易摩擦3年之后），中国的零售商品市场规模为6万亿美元，增长了两倍多，美国的仅增至5.5万亿美元，不到2009年的1.5 倍。
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摩擦显然已告失败。拜登本人也证实了这场贸易摩擦的失败。2019年7月，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有人问拜登是否会保留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他回答“不会”，事实上，他对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进行了全面批评。既然拜登亲自证实了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摩擦已经失败，那么他在2021年1月就任后，应该取消特朗普的对华关税政策，这才合乎逻辑。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不想在美国同胞面前显得软弱。需要强调一点：就个人观察，我认为拜登在2009—2016 年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实际上对中国非常友好。与特朗普政府的副总统迈克·彭斯、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等官员相比，拜登对中国的评论会礼貌得多，对此我毫不怀疑。然而，即便拜登再客气，基于《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阐述的许多结构性原因，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仍将继续。
美国通过长臂管辖和贸易摩擦来制裁中国和科技企业的背后是源于对中国崛起的偏见和不安，希望永远维持自己世界霸主的地位，因此一再蓄意歪曲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目标，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并以此为借口鼓吹对中国采取全方位施压的强硬政策，牵制和遏制中国的发展。然而美国应该看一看现在的全球新环境，在所有外部事务中摒弃重点使用军事手段和政治手段，转而采取外交手段。外交是一门互谅互让和做出明智妥协的学问。冷战结束后，作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美国总是随心所欲，但它也丧失了同世界其他国家妥协的艺术，未能制定出与全球人民的观点和情绪相协调的政策。
回顾历史，自1971 年开始外交生涯以来，我一直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令我惊讶的是，几十年来中国外交官的思维品质一直在提高。然而出于种种原因，美国外交部门的发展轨迹则恰恰相反。强大且有能力的中国共产党通过确保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理性又稳定的角色，而不是破坏地区和全球秩序的愤怒的民族主义者，一直都在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
如果中国想说清自己的真实发展意图，其实是有许多强有力的理由作为支撑的。所以未来中国也需要更多好的发言人，能够以幽默的方式和敏锐的洞察力去有效地解释中国人的观点，从而避免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误解和偏见。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就是个例子，他曾与许多主要的西方媒体直接对话，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微软全国广播公司、彭博电视台、《时代周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英国广播公司等。他说话权威而清晰，语言直接且引人注目。
在很多时候外交手段会比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更奏效，通过良好的外交，世界各国之间可以建立起一种积极、包容以及尽可能友善的关系。
来源：微信 – 战略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