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对中国经济的误判
当中国股市出现下跌以及人民币贬值时，那些早就对中国持续的经济成就心有成见的西方评论家们都情不自禁地因中国经济打了个“踉跄”而沾沾自喜。
甚至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也为自己之前关于中国经济的预测得意洋洋。但就误解东亚而言，他拥有近乎“完美”的记录。史蒂芬·里博曾在《福布斯》杂志上撰文，生动地描写了克鲁格曼对亚洲的无知。“1994年，克鲁格曼对新加坡经济做出过类似评价。”他(克鲁格曼)写道“新加坡是苏联增长模式的经济孪生体。”切记，苏联在1994年被视为严重失败的经济实验。
与此同时，克鲁格曼还将这套推理原封不动地复制到其他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上，这包括香港、台湾和韩国。他当时对“亚洲四小龙”下的定论，与他目前对中国的推论几乎如出一辙。他声称，“亚洲四小龙”都已耗尽或濒临耗尽其所有可用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且其未来生产力缺乏任何提升迹象。当然，现实并未向那个方向发展。此后，新加坡和其他亚洲国家都实现大幅增长。其实，无论以任何方式衡量民众的福祉，如今的新加坡都已超越美国，从人均寿命到人均GDP概莫能外。
克鲁格曼并非唯一误解中国增长模式的西方专家。同样不出所料的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刊出封面故事，并配以“中国大衰退”的标题。大衰退？现实更为微妙。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黄朝翰颇有见地地总结称，“当前至关重要的事情是不能曲解人民币汇率和股市的波动，这些现象只是纠正此前的估值过高问题，绝非所谓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信号。”
新兴经济体能让自己免受全球经济混乱影响吗
显然，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需要调整结构以进入下一增长阶段。中国当前领导层深谙相关挑战;尽管一些短期挑战必然将伴随此类改革纷至沓来，但中国领导人对其改革计划坚定不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均已盛赞中国的计划：重组金融体系及其庞大的国有企业，努力提升消费在增长模式中的作用。没有多少国家拥有开展此类重组举措所需的坚强领导层——而中国领导层从未在该任务前退缩半步。我们看到中国金融市场的那些波动现象，恰好反映出坚定的重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令人遗憾的是，西方似乎不少人普遍误解了这些计划。
即便如此，《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仍然有其价值，因为它指向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担心——“新兴市场容易遭受全面危机的影响。”《经济学人》强调这一点是正确的。从今往后，新兴市场或将共进共退。如果开始衰退，它们就别再指望出现以往的那种大规模救援措施。心神不宁的欧美人已无帮助世界其他部分的愿望。当然，他们更没兴趣帮助通常被其视为未来威胁的更大新兴市场。
这就是新兴市场应该明智地开始为最严峻状况而未雨绸缪的原因。鉴于现代金融市场的反复无常，且往往被计算机化的交易程序所放大，我们料将看到证券、股票和货币市场出现更多动荡。而且，美联储甚或仍将实施其制定已久的加息计划，即便此举可能将引发全球经济混乱。美联储为何要这么做？因为其唯一的使命是经营并保护美国经济。所以，美联储肯定会将美国利益置于全球利益之上，尽管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呼吁背道而驰。
新兴经济体能想方设法确保自身不受全球经济混乱的影响吗？是的，它们能如愿以偿。主要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应该宣布双方正开展高层经济对话，以力争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增进协调合作。目前，中印两国的GDP之和接近1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经济规模的2/3。此外，若两国继续在未来10年内保持较为保守的6.5%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到2025年时，双方的GDP总和就将翻番至24万亿美元，相当于使世界GDP新增12万亿美元。
新兴经济体若各自为战很难独善其身
当然，此类合作并非易事。印度和中国的政治及经济利益尚未像美国、加拿大和欧盟成员国之间那样密不可分。中印两国经济承受的压力亦不相同。中国的经济规模为10.36万亿美元(2014年)，远大于印度的2.07万亿美元(2014年)。由于中国是出口/制造业导向型经济，而印度是消费/服务业导向型，两者间的合作存在一定困难。但如果进行合作，双方都将受益匪浅。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印度将需要填补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亏空。中国能够提供解决这一亏空的投资和援助，且其效率高于任何国家但成本却最低。对双方来说，此类倡议是显而易见的双赢之举。倘若高层经济对话将催生出通往重要经济合作的大胆举措，就将引发市场的关注。所有这些都需要富有远见的长期领导层。
心理因素同样对市场至关重要。若新兴市场经济体试图各自应对全球经济乱象，更容易遭受暴风雨的侵袭。即便是庞大的中国经济亦难独善其身。然而，若新兴经济体宣布一项共同合作的政策，那么市场将会做出不同反应。人们将发现新兴市场更具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当中印两个亚洲巨人用同一个声音发话时更是如此。除经济领域外，同一个声音还将使两国在气候变化和反恐等全球治理事务上大受裨益。
中印两国的合作，还将有助于加快两个经济体间利益日渐趋同的速度。由于西方消费者仍对未来感到紧张和不安，中国通过向发达市场出口以促进增长的模式或将不再奏效。与之类似的是，随着美欧对印度工人入境施加新的限制，印度向发达市场提供信息技术(IT)和其他后勤服务的传统模式也在承受重压。此外，随着IT产业提升自动化水平，未来几年内印度的IT企业很可能将江河日下，除非它们进行彻底改造。
与此同时，中印两国未来将最终拥有规模最大的中产阶层，其总和或将接近15亿，几乎相当于欧盟和美国目前人口总和的两倍。若中国和印度能将东盟纳入其经济合作，它们就将涵盖亚洲第三大中产阶层人口。这三大中产阶层人口将组成前所未有的最大中产阶层人口。这将大力吸引投资者进入该地区。随着长期投资者开始对亚洲未来的中产阶层人口寄予厚望，相关市场就将随之做出反应。当上述场景成为现实后，西方专家们的自鸣得意就将不知所终。(作者分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原印度塔塔咨询服务公司副总裁兼亚太业务主管，本文由王会聪翻译)